2009年“十一”黄金周，回到故乡岚皋，陪随行的友人上了一趟南宫山。从山上下来，在二郎坪服务区一家小卖部，见到了一本书，书名叫《小河涨水》，作者是李发林。一看作者，我立刻来了兴趣，二话没说就掏钱将它买了下来。

这本由岚皋本土知名作家黄开林作序、岚皋县文化广播电视局编辑、收录作者67篇作品的文集，系李发林老师从事文学创作30多年来所出的唯一的一本书。此书所选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呈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岚皋县主流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。它不仅是李老师个人心血的凝结，同时也是岚皋县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生存与发展的一个缩影，其珍藏价值不言自明。李老师最擅长写故事和戏剧，屡有作品在安康地区文艺调演中获奖，作品多刊发在陕西《群众艺术》、《百花》以及《安康艺坛》、《安康日报》等报刊。该书的部分作品，我早年曾拜读过，如发在《百花》杂志的中篇小说《南郭先生演义》，发于《陕西戏剧》的《王马虎管电》，发于《安康日报》的杂谈小品《朱二卖猪头》，以及发于上海《故事会》的《诸葛亮的羽毛扇》、发于《群众艺术》的《古家村的红香米》等一系列作品，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李老师的作品，大都主题鲜明，地方特色浓郁，人物机敏智慧，常常寓讽刺于幽默之中，读来令人捧腹之余多有收益。其编戏剧和编故事的水平，可以说，岚皋至今无人能及。

之所以我要称之为老师，不是因为他过去曾当过老师，或给我代过课，而是缘于文学创作。高中时，我曾心血来潮写过一个涉及“文革”有关青春题材的电影剧本，得知县文化馆办有《岚水》杂志，便满怀信心地投寄过去。时任县文化馆业余文艺创作辅导干部和《岚水》杂志主编的李老师，为此曾亲自去岚皋中学找了我，想了解我的情况。当时我正在上课，不便相见。他对接待他的那位老师讲，我的文字基础不错，有一些功底，并说那个电影剧本如果早两年写出来，再好好的改一改，也许可以发表的。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心。不久，《岚水》刊发了我一篇名为《我赞美人类》的散文作品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公开的非正式刊物上发表文章，编者按语里还特意将我作为“文学新苗”予以重点介绍，并容许我参加了当年由县文化馆举办的文学创作会议。那年我刚19岁。受此影响，从此以后，我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并开始做起了“作家梦”。尤其刚刚参加工作身处边远山区孤苦无依的时候，是文学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光亮，是《岚水》给了我精神以寄托，让我有了高贵做人的勇气和信心，不再为飘缈的前途而迷惘。

李老师早年文化馆的家中，我曾因为讨教去过几次。非常简陋。他一人微薄的收入要养活一大家人，困难可想而知，为此，他曾请我帮他在我当时供职的岚皋县农业银行官元营业所贷款200元以度时艰。我的第一篇名为《乡情》的小说，经他指导修改后，刊发在当年的《岚水》头条，让我着实激动了好几个月。八十年代中后期，从《岚水》起步，岚皋文坛逐渐涌现出了一批有理想、有追求的年轻人，《安康日报》曾辟出专版予以隆重推介，为此，还引发了李老师与黄开林之间有关岚皋文坛现状的争议，并有相关文章见诸报端。1987年，我和李万寿牵头，动员杜文涛、杜文娟、钟良红、吴应勇、汪星华、杨安文、张勇、李波等文学爱好者，拟成立岚皋县小荷文学社，征求李老师意见，李老师表示支持，并利用《岚水》为我们出活动专辑，铺路造势。至1989年，由于发生了北京“天安门事件”，值此特殊敏感时期，县委宣传部担心“惹事”，没有批准我们成立文学社团的请求。后来，《岚水》也因为经费等诸多原因而停刊。随着自己在《安康日报》、《陕西日报》等报刊发表文章增多，以及后来走出岚皋，走出安康，与李老师的联系就基本上中断了。

听说李老师身体状况欠佳，2010年春节，曾约黄开林、吴应勇一道专程去蔺河看望过他。今年清明节，我为写一本书曾回岚一次，在街头见到了他的女儿辉苗，顺便问了李老师的近况，说是还那样，无大碍。本也是想去再看他一眼的，却因时间不够，匆匆而回，匆匆而返，未及晤面。却不料这次先生是真的走了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接到吴应勇的电话和开林兄的短信，也是准备和开林兄一块回来一趟的，不料第二天要参加单位统一组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试，无法抽身，只得请应勇代为转达悲悼之意。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，谁也脱逃不掉。桃李无言，下自成溪。李老师一生结缘文学，文学也给了他荣光，应是无愧此生了，但愿他天堂安息，心香仍然。